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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死亡打了三次照面
发布日期:2019-09-19 12:11   来源:未知   阅读:

  大脚趾呈弧线形使劲往里靠,其他四个趾头排成一列斜直线。远点望,好像一线天。

  那年我七岁,站在祖父家的小院子里,院子里人来人往,内屋向南敞着门,一眼就能看见躺在木板床上祖父呈八字形的双脚。但不知为何,我的目光最终只停留在他那仅剩的五个脚趾上。左脚五个脚趾齐刷刷地只露出一小节光滑的骨头肉,两只脚看上去相当怪异,让人恐惧的同时泌出一丝好奇。

  祖父退伍后在家乡小城找了一份长途运输司机的工作,拉过鸡鸭猪牛、运过时髦的可乐喇叭裤,上至皇城根,下至羊城。烟不离手,在家的几天爱喝点小酒,没脾气,时常眯着眼睛呵呵笑,头有点扁,两道粗横眉。

  我没走进内屋的原因很简单,几个女人在祖父床边哭做一团,嘴里好像含着不肯咽下去的唾液,边干哭边含混不清地喊祖父。祖母坐在褪了色破了皮的红色海绵折叠椅上看着祖父出神,没声响。目光越过脚,祖父全身被套着不合身的紫色黑纹寿衣。从院子那头,往内屋望,光线变得愈暗,我再踮起脚尖,也只模模糊糊地瞥到瘦削下巴的线条。

  上小学,我跟祖母一起生活。那时候,祖父已去世多年。放学,和祖母走在回家的路上,遇上祖父昔日的故人或周围的邻居,总是不容反驳地强迫我问爷爷奶奶好。他们会先从头到脚仔细瞧了我一会,然后砸吧砸吧嘴,说:“这老徐家的孙子还真长得这么快!”然后我被祖母用手像根铁链一样拴着,看着他们从聊祖父的死亡说到菜市场的青菜又涨了几角。

  我的祖父爱带着我去看火车。祖父家里距离最近的火车轨道几步之遥,可他却爱骑着他心爱的二八大杠,我被他横放在前头,一路上颠颠簸簸。那时的火车轨道基本不设围栏,放下自行车架,便抱着我爬上一个小坡,来到铺满碎石,生着红锈的轨道前。两条铁轨慢悠悠向东边天空伸长,却追不上云,我在祖父的怀里兴奋着手舞足蹈。

  听得到远处轰隆隆,继而一声“呜——”刺破天空,然后又恢复了车轮与轨道“哐当哐当”摩擦碰撞。绿皮火车在我们面前呼啸而过。

  祖父爱在冬天闲逛那个用光滑砖石铺就的广场,这个广场距离祖父家也就几步路远,可奇怪的是祖父也还是骑着他那辆二八大杠,把我放在前面的杠上,去兜风。

  实际上,我有点怀疑这两个记忆碎片。到底是依据众多邻居爷爷奶奶外婆外公阿姨叔叔的叙说而信以为真,还是本身真实发生过,只因为记忆久远而终变得模糊竟不能相信存在过。

  祖父在我6岁那年被查出了肺癌,晚期。祖母为了给祖父治病,花光了几十年来攒的家底,拖欠了不少外债,当时还没有医保。人还是没留住,不到一年,祖父撒手西去。

  我小时候很怕祖母哭。祖母是个好强的性子,心直口快的女人,可她哭泣的时候,总让我觉得像是一个妖怪在嘶哑地低吼。她不对她的儿子女儿哭,也不让他们看见。唯独我三番两次撞到了枪口上。

  据说祖母自己说,“徐哲东(祖父的名字)断气前,还拉着我的衣服。”她拉了拉自己花色绸杉的下摆“回……回……医院……要……治……他说的。”祖母完这句,顿了顿,用手背擦了擦眼睛。

  “再治下去没有钱了,儿子结婚还要买房,女儿的嫁妆怎么办?”祖母在祖父耳边轻轻地叹。祖父已快要去了,但好像仍很吃力地想要回应:“哦!……哦!”喉咙里有痰堵着,像排不出气的排气管轰轰地响。

  祖父就在我七岁那年冬天,躺在睡了几十年的老棕丝床上,悄然去了另外一个地方。至于“另外一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我只联想到一座雾气弥漫的山。葬礼结束后,父母因为工作的缘故,我归祖母管,自然也要住在祖母的房子里。

  夜晚跟祖母睡在祖父曾躺过床上瑟瑟发抖,漆黑一片中,用被子蒙住自己的头,大气不敢喘,生怕惊动什么,热气渐渐潮湿了我的脸,没气了,才打开一个口,吸一口凉气。

  我是从数学补习班上突然被母亲接走的,母亲半个身子在教室门外出现。当我僵硬地站在教室门口外,手指一刻不停地抓挠着裤子,母亲压低嗓音和补习老师在窃窃私语,随即就带着我匆忙离开了。

  母亲把我从暑假的数学补习班里拉出来,拖上开往外祖父家的公交车。车窗外低矮的山丘不断向后退去,通往三水村的城乡公交车正行驶在国道上。我和母亲坐在一个临窗的位置上,车窗被微微地打开着,夹杂土地和公路的风,扑面而来,我有点透不过气。

  我坐在公交车上,看着略微有些紧张的母亲。母亲整个身子显得僵硬,眼神木木看向远方。公交车上有股作呕的味道,它从铺着一层草席的海绵坐垫上,袅袅升起,在密闭的空间里,像一条会飞行的蛇,空气中沾上汗渍的臭、香烟屁股的焦,最后钻进你的鼻孔,然后搅乱你的脑髓。

  “外祖父,今天被接回老家,可能差不多了。”母亲靠着玻璃窗嘀咕说了一句。母亲和我下了车,走进三水村。三水村的左右入口处各有一家修车和吃面的店。

  我记得那个面店的主人是个矮胖个子,光头,小眼睛的男人,比他高半个个子,在一边帮厨、切配菜的是他女人。还记起这家店的刀切面,厚薄均匀,好看的螺旋形。卤过的牛肉和嫩滴滴的绿青菜衬着黑红透明的酱油汤,加一垛白色猪油。外祖父对着我坐,吃牛肉面时升腾的白汽氤氲了他的脸。

  “趁热吃,面劲道!”外祖父吃面的“哧溜哧溜”声穿过白汽。同时穿过白汽的还有一双夹着牛肉块的筷子,牛肉块到了我的碗里。顺着村子土黄色的路往前走,路左右两边,密密麻麻地挤着一座座三四层的农家小楼,楼与楼之间只隔着一道几厘米的缝隙。

  外祖父家的房子在这条弄堂的深处,孤零零的三层小屋,三层露台上盖着黑色塑料膜。

  我见过并仔细摸过那样的黑色塑料膜。塑料丝织成,质地粗糙,用小指头轻轻塞入一处透光的缝隙,用点力往下压一压,缝隙就变大,犹如人体的癌细胞只要上帝的指头轻轻碰一碰,它就分裂出无数个手拿利刃的刺客,一一击破我们身体的堡垒,死亡也就纷至沓来。

  绿色的铁门打开时,发出“轰隆”一声响,好像来自遥远的地方。绿门后站着形容枯槁的外祖母。我像是期盼已久地看到很多把白色汗衫塞进黑色长裤里面、系着皮带、拖着外祖家红红绿绿的塑料拖鞋的男人们。里面有熟悉的脸,也有陌生的脸。

  “天真,你来了,你阿爹快不行了,快进去看看吧!”有一个双指夹着香烟,斜着嘴的光头男人朝我们走过来。走得近些时,我还看到他的右手拿着玻璃茶杯,杯中漂浮密集的茶叶像是水底缠住人腿不肯放手的水草。

  外祖父的卧室门口挂着一道帘子,由一条一条的相连小木棍组成。进进出出的人,使帘子不断地被翻起又自动落下,最终化为“啪塔啪塔”的撞击声,听上去刺耳,胆战心惊。

  我在走向卧室的时候一直在想,那双印着初代奥特曼的拖鞋去哪了?每次我来外祖父家都穿那双!今天我穿得可不是那一双。“原来尛尛也跟着来了,是刚从补习班来?”翻起帘子时,小外婆(外祖母的妹妹)刚从里面出来,她用同情又悲伤的眼神看了我母亲一眼,又把眼睛扫到了我的身上。

  母亲应了一声,便低头不语。我的身体不由自主感到一股寒冷,它是那么直接,从皮肤慢慢侵入,刺激神经,问候我的大脑皮质,开启身体的防寒开关。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寻找寒冷的来源。轻而易举,是卧室窗户上的老式空调亮着绿灯,“嘶嘶嘶”喷吐着寒气。

  床上躺着双眼紧闭的外祖父,理得干净的短短寸头下面是瘦削缩小的身子。一幅画面宛如预设定时播放的电影在脑海的电影院开始放映:一个大头小身子的外星人,躺在解剖台上,台子周围是带着口罩,身穿白大褂的研究人员,他们要做什么?

  我带着害怕和顾虑低低叫了一声“阿公、阿公!”外祖父似乎从梦中惊醒,又似乎像是憋了好久的气。他重重地喘气一声,眼珠快瞪了出来,嘴里应着“嗯!嗯!”

  我“哇”地一声就哭了。那大概是我这辈子最撕心裂肺的哭泣。这样的哭会让人肚子以上胃以下的部位钻心又耐久的痛。痛到我不想哭了,可眼里还噙着泪花。

  正如死亡是中国绝大部分人的忌讳。风之语-北国风光-内蒙古新闻网,我的父亲和母亲也从来没有和我谈论过死亡这个话题。

  记得有一次吃晚饭,不知怎么餐桌上的聊天就从琐碎的生活细节跳跃到了外祖父的死亡上。往常母亲在餐桌上总会短暂抱怨对父亲的不满,然后便比父亲早吃完饭,去厨房洗碗了。

  母亲抱怨着说了几句。父亲半杯酒下肚,脸上一片红晕散开,微醺着没理母亲,用筷子捡了一颗花生米放进嘴里自顾自“啪嗒啪嗒”咀嚼起来。只是一眨眼,陶瓷碗盘和玻璃杯撞击大理石地板,响起四分五裂的“叮当作响”,然后听到母亲走回卧室重重的关门声,门后传来歇斯底里的哭喊声。

  离家上了大学。在学校里闲逛的某一天下午,我突然回想起这幅画面,顿悟般懂得了这因果—那是一种恐惧。该怎么形容这种恐惧呢?就好比你相信世上真的存在鬼魂,相信死去久远的鬼魂把生前的习性不知不觉地放到了某个仍旧活着的亲人身上,那个亲人因此会重蹈死去之人的覆辙。

  祖父抽烟得的是肺癌,外祖父抽烟打麻将得的是胃癌,那爱抽烟喝酒打麻将的父亲呢?

  我深信这是母亲对死亡的恐惧之源,也是我的。母亲选择把这个让人心生害怕的东西打包放入保险箱,紧紧锁上;而我觉得这值得去花点时间想一想,最终得到结论是死亡是一头在房间里的大象,人们心里一清二楚却宁愿做睁眼瞎。

  在过去二十二年的生命里,我不止一次梦到过自己正躺在殡仪馆的转运车上。闭着眼睛听轮子和地面相互摩擦发出“哗啦啦”的声响,夹杂消毒药水和焦糊的气味慷慨送进我的鼻腔,令人胆战心惊的哭喊声在后面追赶。

  恐惧如潮水一般汹涌而蛮横地将你淹没。是头颅最先感受到余烬的温度的。我想着要快快醒来,想着要快点睁开眼睛,甚至无声地大喊救命!我还活着!最终我从黑夜的噩梦中惊起,一身冷汗,脑海里还残留着一团巨大火焰的画面。

  2018年3月里的某一天,父亲给我打电话,电话那头说是舅妈没了,让我赶回家参加出丧。于是和辅导员请假了两天假,在包里放上几件换洗衣服,乘高铁回到家乡的县城。

  黑白遗照挂在灵堂的中央,遗照被裱上了相框,褐色的上边框别着一顶黑色的大花球。遗照下面摆着一张桌子,桌子铺着红布,有一对被点燃的红烛,鎏金的香炉里插着升起袅袅白烟的香,香灰落在了红布上。四周的墙壁上摆满了制式一致的花圈。从中间大大的黑色“奠”字上头垂下来两条白色丝带,上面写着一些字。

  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我看见了披着白麻的表妹。她和外祖母坐在舅妈的冷冻水晶棺旁。

  我走了过去,透过水晶棺的玻璃盖,舅妈的脸形销骨立像极塌了方的山地,东一块西一块陷下去,留下一个洞一个洞似的阴影。她的嘴合不上,张开着,上颚凸出来。

  那个在县城殡仪馆灵堂的初春深夜里,我就坐在水晶棺旁边的红色塑料椅子上。寒气还一刻不停地侵入人们的肌髓,使人在刺骨的寒冷下,因短暂阻动血液流动而麻木。道士做的法场锣鼓声响简直要震破我的耳膜,有一刻我不堪忍受,我想会不会躺在水晶棺材的舅妈也是如此?如果她突然直起身子,人们会不会因此吓破胆而屁滚尿流?

  在漫长的午夜时分,我仿佛看到了它的脑袋藏在黑色帽兜里,披着打着补丁的黑色斗篷,在空中迈着步子,步子下泛着阵阵涟漪,穿过整个灵堂,伸出干枯细长的手指一勾,舅妈就这样被它裹在斗篷下,消失在众多亲戚好友和那做法事的道士面前,消失在夜幕下。

  后半夜,父亲坚持要我和母亲去车上稍微打个盹。坐在副驾驶座上,看一眼手机,凌晨2:15。路边橙黄色的灯光从车前玻璃上照进来,浑身被硌得难受,睡不着,但后座上母亲已经响起了鼾声。我插上了耳机,打开音乐播放软件出现的第一首便是 Charlie Landsborough 的《Auld Lang Syne》。中文名叫《友谊地久天长》。

  我轻声跟着哼,是啊,怎能忘记旧朋友,怎能心中不怀想。思绪像静静的河流。或许把这首歌作为自己未来葬礼上的音乐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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